段江丽：严谨求实——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周先慎教授访谈录之一）
编者按：
周先慎先生，1935年12月生于四川崇州市（原崇庆县），北京大学中文教授、博士生导师。1959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随即分配至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周先生的学术视野开阔，涉及小说、戏曲、诗歌、散文诸多领域，其中用力最勤的是中国古典小说；其研究以作品分析见长，尤以精深入微的艺术鉴赏在学界独树一帜。
代表性著作有：《古典小说鉴赏》、《古诗文的艺术世界》、《中国四大古典悲剧》、《明清小说》、《中国文学十五讲》、《古典小说的思想与艺术》等；代表性论文有：《<东坡志林>初探》、《论苏轼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吸收与融合》、《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与读者的接受》、《汤显祖和<牡丹亭>》、《论〈水浒传〉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构思》、《<莺莺传>的文化意蕴和审美特征》、《中国古典小说人物描写对形神关系的处理》等。
段江丽
周老师，您好！我受《文艺研究》编辑部委托，特就有关学术问题向您请教。作为忝列门墙的弟子，能有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进一步全面、系统地了解自己导师的治学理念和方法，与学界同仁分享，我深感荣幸！因此，除了感谢您慨允接受访谈，我也要衷心感谢《文艺研究》编辑部！
周先慎
谢谢你！谢谢《文艺研究》编辑部的邀约！
段江丽
我们知道，任何学术研究都是一个系统工程，牵涉到研究者的综合知识结构、学术素养和研究态度、方法等诸多因素。所以，尽管您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小说，但是，我希望我们的访谈能关注小说而不局限于小说。
结合您的研究特点和成就，我想我们的访谈主要从治学态度与方法、文学鉴赏的意义、小说鉴赏与传统评点的异同、传神论与中国古典小说人物形神关系的处理等方面展开，您看如何？
周先慎
好的。
段江丽
记得刚入学不久，您在北大五院一楼的古代文学教研室给我和同届的王冉冉同学做入学训导。当时，我密密麻麻地记了好几大页的笔记，可惜几次搬家，那个笔记本已经找不到了。
不过，老师的一些告诫，比如说“踏实”、“严谨”、“兼容并包”、“读书—思考—写作三环紧扣”、“对别人的观点可以不同意但是要尊重”、“将研究对象置于坐标系中前后左右关联比较”，等等，都已融入血液，成为我从事学术活动的信条与准则。
事实上，在北大中文系博士学习阶段，我感受最深、收获最大的，是您和其他各位老师对我们学术态度、方法和规范的训练，尤其是在学位论文开题、预答辩、答辩等各个环节，您和各位老师从版本选择到选题论证，从论文构架到遣词造句，从材料考辨到观点提炼，都一丝不苟地把关、指导，我们当时不懂事，有时挨了批评私下里还会抱怨老师们太“苛刻”，现在想来，那是怎样的一种幸运与幸福！这里，首先请您谈谈治学态度与方法的问题。
周先慎
我觉得，治学方法可以多种多样，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才智甚至机缘，有所选择、有所偏重。
至于治学态度，则的确是一个值得常谈的老话题，尤其是在学风普遍比较浮躁的当下，更有强调的必要。一个学者的研究是否值得称道，其研究成果是否经得起事实和逻辑的检验，说到底都得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保障，就是要有正确的治学态度。
什么是正确的治学态度？很简单，从比较抽象的精神层面来说，就是要有传统士君子的弘道精神，要有较高境界的学者品格和学术目标，只有这样才能淡薄名利、潜心学问；从比较具体的操作层面来说，就是要做到用材料说话，务真求实、精益求精。
总之，正确的治学态度就是要有崇高的学术精神和严谨求实的学风。而这一点，正是北大中文系历代学人一直坚守的优良传统。
段江丽
温儒敏先生在《北大中文系百年图史》“序言”——《说说北大中文系的“系格”》一文中说，自由、严谨、求实的学风是北大中文系代代薪传的“系格”。能不能请您结合在北大治学和教学的经历，对北大中文系在学术精神和学风方面的优良传统谈得更具体一些？
周先慎
好的。我先谈谈学术精神问题。我于1959年到北大中文系任教，当时有王力、游国恩、魏建功、杨晦、林庚、吴组缃、王瑶、季镇淮、朱德熙等一大批学识渊博的著名学者，我不仅有幸聆听了他们的讲课，还有幸耳濡目染、近距离感受到了他们崇高的人品和精神境界。
例如，当时担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的杨晦先生，曾对青年教师和学生们说，要有远大的学术目标，像登泰山一样，要一直望着峰顶前进，不要被路边的闲花野草所招惹而迷失方向。杨先生甚至毫无避忌，在公开场合指名道姓，批评当时红得发紫的姚文元和另外一位同样走红的青年学者不学无术，告诫青年学子千万不要向他们学习。
再例如，1980年代初，吴组缃先生曾主编《历代小说选》，并为之撰写了一万多字的《前言》，后来吴先生自己在誊抄过程中觉得新意不足，就坚决不肯拿出来刊发，而是另写了一篇一千多字的《编选说明》，就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脉络以及一些重要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这篇短文虽然题为“说明”，其实是一篇高度浓缩的、有很高学术含量的好文章。
1983年，民盟中央请各学科造诣极高的专家举办系列讲座，并将讲稿整理后分别收入“多学科学术讲座丛书”出版。吴先生应邀做了有关《红楼梦》艺术方面的演讲，讲稿据录音整理出来后，准备作为“丛书”第七辑出版。结果吴先生以已经讲过多次并已发表过内容相近的文章为由不同意出版，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主事者只好撤了书稿。
后来，主持此项工作的钱伟长先生特为此在张毕来先生所著的《谈〈红楼梦〉》一书（此书原拟是收入张先生和吴先生两人关于《红楼梦》的演讲稿的）的前面写了一篇《声明》，除了说明情况，还特意对吴先生的崇高品格表示了极大的钦敬：“吴组缃教授陈词恳切，风格高尚，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为此，我同意了吴组缃教授的要求。”
杨晦先生的言教，吴组缃先生的身教，都鲜明地表现了北大中文系一直以来所坚守的学术精神。吴先生在创作和学术研究上，都坚持“宁可少些，但要好些”的原则，所写的作品或著述都不肯轻易出手，但问世的必是精品。
北大中文系老一辈学者中那么多名家、大家，但真正著作等身的并不多，就是因为都像吴先生一样把学术质量放在第一位。我们应该学习和继承的，正是这种崇高的学者品格和学术精神。追求名利，粗制滥造，在北大中文系是遭到鄙弃的。
段江丽
很巧的是，我在孙玉明先生的《红学：1954》中了解到，在1954年那场轰轰烈烈的“《红楼梦》批判”运动中，一些知识分子在特殊环境下失去了应有的良知，而表现出人性的弱点和丑陋，也有一些学者面对外在的迫力却能坚守学术的良知和做人的原则，其中就包括杨晦先生的“厚道”和吴组缃先生的“为俞平伯说好话”。于细微处见精神，正是这些看似偶然的个别事件体现了杨先生和吴先生一以贯之的人格魅力。
周先慎
是的。我还要强调的是，杨先生、吴先生他们在北大中文系并非个案。在我所认识、了解的北大中文系众多前辈和同辈身上，这种品格和精神是大家普遍追求的。
再说说学风问题。我在应约为《古典文学知识》杂志撰写的一篇题为《漫谈治学》的小文章里曾谈到：“什么是严谨的学风？就我的体会，最要紧的，就是那句从古传下来的老话，八个字：‘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做学问要占有材料，凭事实说话，有一份事实，说一份道理，不无中生有，也不言过其实。做到这一点，文章的基本方面就可以保证严谨了。”
段江丽
记得我在北大中文系三年，在不少场合听到不同老师类似的告诫：任何观点，都得拿证据来。这些年来，我在教学与科研中越来越体会到，老师们的告诫是多么重要！而且，我发现，作为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则，这句简单的话要真正落实，并不容易。
记得前几年“秦学”正火时，您应《红楼梦学刊》编辑部的邀请，撰写了题为《学术规范与学术品格》的文章，您特别强调，“秦学”如果是学术研究，就理所当然应该遵守学术规范，而“学术规范的起码要求，是立论要有根据，论证要合乎逻辑，不能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可是，正像您在文章中指出的，当时很多人，甚至包括一些知名学者，竟然将提倡和坚持最起码的学术规范说成是对刘心武先生的打压和封杀。
还有，打开本科、硕士乃至博士论文，很多作者在后记中都会强调自己的指导老师治学是如何如何严谨，对学生的要求是如何如何严格，而实际上，有些论文本身的粗糙草率恰与“严谨”构成了强烈的反讽。这样的论文，不论挂在网上，还是公开出版，对于作者和导师，其实都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周先慎
的确如此，“严谨”说说容易，要真正落实却是相当难的。严谨求实的学风，除了坚持传统朴学注重材料、言必有据这一基本原则之外，还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细节：
第一，注意材料的准确性，尽可能不用第二手材料。所谓第二手材料，就是指从别人文章中转引的或者从《研究资料汇编》中抄来的。第二手材料可以参考，但是如果要引用，最后一定要查阅原始出处。
这一点，在北大中文系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前几年，据说有位博士生，就因为有一条中国古籍的材料转引自国外汉学家的著述，结果论文被学术委员会否决了，这不是水平问题，而是学风问题。
现在已是互联网时代，要获取材料很方便，可是网上的材料往往存在很多错误，如果图省事、取巧，很容易以讹传讹。有一些人不核对原始材料，甚至做伪注，听说有位年轻学者在著作后面的参考文献中列有一套丛书广告目录中的某一本书，而其实这本书后来根本就没有出版。这种态度是做学问的大忌。
第二，严谨还和语言表达有关，语言表达不准确，即使有正确的思想观点，心里想的很明白，但写出来的和心里想要说的不一样，也会造成欠严谨的缺陷。所以，锤炼语言，不断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也是不可忽视的。
段江丽
说到写作，我们都知道，您1981年12月18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艺随笔《简笔与繁笔》已被选入高中语文课本多年。您着重指出，写文章要繁简得宜、语言简练，而简练的标准是刘勰说的“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
我的体会是，您不仅自己在写学术论文时非常注意文字的简练雅洁，也以“不可削、不得减”的标准来严格要求学生。我至今保存着博士阶段您给我批改过的几乎所有论文草稿。
我交给您的第一篇读书报告是《理学与〈三言〉〈二拍〉中的道德说教》，结尾一句我的原文是：“当然，对那些的确陈腐的东西则应该加以摒弃”，您修改为：“当然，对那些确实陈腐的糟粕则无疑是应该加以彻底摒弃的”，这样一来，意思更加明确，表达也更加有力。
还有一篇作业，原题为“乱世悲歌——《杨思温燕山逢故人》评析”，您把副标题修改为“《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的思想内涵和叙事艺术”，这样，就由原来的笼统变得具体了。正是老师点点滴滴、密密麻麻、具体而微的手泽让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严谨”。
周先慎
谢谢你还记得这些细节。我在指导学生时，向来有个习惯，不但注意观点、材料、架构等，从大处着眼，同时也不放过细节。
说到语言的表达，首先的要求是清通、文从字顺，然后再进一步，要简洁生动、有文采，给人以美的享受。朱自清、俞平伯、朱光潜、林庚、吴组缃等先生的文学论文，都有这样的艺术魅力。细节方面的“严谨”除了上述两个方面之外，还应包括两点：第三，注释格式要统一、规范；第四，标点符号要准确。
段江丽
在这里替换你的文字内容，注意不要用删除键把所有文字删除，请保留一个或者用鼠标选取后TXT文档复制粘贴替换，防止格式错乱。
正因为老师在标点符号这样的细节上也严格要求，我还特意去寻找相关文章来读，结果发现正确使用标点符号其实也是一门学问。
比如说，它牵涉到语体风格问题。现代诗歌作为一种抒情性文体，多用感叹号或省略号，以表示强烈的情感或者跳跃性思维；而论文则属于说理文体，风格应该平实、客观、理性，所以，要尽量避免用感叹号和省略号。
周先慎
不错，要在细节方面做到严谨，认真踏实的态度很重要，但是，光有态度还不行，还要有相关的知识积累。
比如说，我曾经先后遇到两个非常认真的编辑，都因为不了解词语的典故来源及内涵，而将我文章中的“文从字顺”错改为“文通字顺”。
还有，经常在一些报刊杂志上看到将“入闱”误写为“入围”，甚至在词语的使用上还出现像“一查那笔支出原来是莫须有的”、“汪洋（按：指现任广东省委书记）就是这件事（按：指一个重大的改革措施）的始作俑者”等等贻笑大方的句子。
像“入围”一词，现在已经是以误为正，没有人再写成正确的“入闱”了。这是由于语言文字的主管部门和研究机构的失职，使得“约定俗成”造成了不良后果。我曾经就此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词语使用与文化传承》，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也没有人理会。
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汉学家，看到我们这样误写误用词语，不顾词语的出典和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连传统文化都丢掉了，是会笑话我们的。这些细节上的错误，从作者到编辑，恐怕都不仅仅是态度的问题，而还有相关知识有所欠缺的问题。所以，学风严谨，还要有扎实的知识基础做支撑。
段江丽
我现在也兼做编辑工作。在大量来稿中，有些文章选题和材料、观点都有可取之处，可是就因为不注意学术规范，或者行文拖沓乃至多有病句而被淘汰，殊为可惜。受您的影响，我现在批阅学生论文，也是连标点符号、词句、语法等细节都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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